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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与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时间:2010-02-06 09:47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点击: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短短的七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船坚炮利,侵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被打开,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广大民众饱尝被欺压、被奴役之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另一方面,许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短短的七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船坚炮利,侵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被打开,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广大民众饱尝被欺压、被奴役之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另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号,献计献策,抵御侵略,反抗压迫,奏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强音。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救国、兴国为己任,在黑暗中探索,寻找救国济民之道,清醒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主张变法,开展了一系列求生存、求自强、求发展、求进步的实践,其间教育变革创新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围绕着“中学、西学”这一主题,思想领域的辩争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都给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想带来了震撼,产生了裂变。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仁人志士长期探究的结果,它烙上了时代发展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就是近代中华民族先进人物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也是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教育救国济民的历史。
张裕钊(1823-1894), 字廉卿,号濂亭,今湖北鄂州人。出生于诗书之家,自上祖迁居武昌龙塘以后,数百年间,以耕读为业,《张氏家谱?立堂家训》明示子孙“入则课读,出则课耕,十数年如兹。”父嗜学,张裕钊“少染家学,精勤不倦”,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并告以文学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聘修湖北通志,与当事不合,辞不就。中年主讲金陵文正,江汉经心、鹿门诸书院,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广招门徒,培植人才,声望益隆。晚年遭遇困境,不得已,辗转关中,病死西安。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幼家贫,刻苦力学,“尝得一鸡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读书”。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后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清代七百名人传》)先后任深州、冀州知州。年刚49岁,称疾乞休,接张裕钊之后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一任就是十多年,并在书院中开设英、日课程,聘英、日名人任教。后经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以五品卿衔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坚辞未允,遂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积劳成疾,于1903年病逝。曾国藩曾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可见曾国藩对他们两人十分器重。后来张、吴两人在文学上、教育上、思想上取得很大成就,令人景仰,与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大弟子。
张裕钊、吴汝纶作为靠封建科举晋阶的官吏,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无论是在官场仕途,还是卸官弃爵,全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作为科举制度考选出来的代表,心系国家安危,主张西学,废除科举,并躬亲实践,勉力而为。他们出身寒微,都师事曾国藩,长期处京畿之地,曾先后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关系密切,交谊深厚,对国情民情有较深的了解。因此,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上,其教育理念和思想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对他们教育思想中具有创新意识的共同特征,作如下浅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首先,洞悉科举弊端,主张废除科举制度
张裕钊、吴汝纶他们虽然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张裕钊幼年时,对八股制艺,不感兴趣,对新颖独到的《南丰集》,深深迷恋。中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多,对科举制度的认识逐渐理性化,崇尚经世致用,反对科举的思想理念日趋成熟。张裕钊指出“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稍长,则专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优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茫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辩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目攘背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而已矣。呜呼!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重修南宫县学记》)他还认为科举取士,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急功近利,追逐名利成为科举制度的代名词。父子之情,夫妻之情,为科举名利所困扰,显得乏力而无味。“士大夫一沉于室家之累,身之不显则内愧妻子,而若不可为人;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亲,非是则危不可以为子。悉家人父子恤乎惟一官之得失为愉戚。”以致他发出“夫俗之日坏,而人才之所以不振,只是故而已”的哀叹。(张裕钊:《夏润之孙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寿序》)这里他明确指出,科举选拔人才,对国家、对民生无益而有百害。在国运维艰、民运维亡的时候,吴汝纶把自己的理性视点专注于开启民智上来,他“生当世运剧变之初,时外国之学说,尚未大行于中国,先生旷观时事,已深不以斤斤于考据义理者为然,而独专力于经世有用之学。”他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最激烈的抨击。吴汝纶指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与李季高》)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朝廷决定废除时文之际,吴汝纶认为这种改良,无济于事。他力陈不废科举的危害,他说“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学校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如果不废科举,只废去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既然选不出真才,这样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他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仍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鼎力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他说:“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终望鼎力主持。”(《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由此可见,张、吴两人对科举制度的危害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并提出纠正危害的措施,具有非凡的胆识和气魄。
其次,强调培养人才是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
张、吴二人把人才培养都提升到兴国富民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光绪十二年(1886),张裕钊撰《重修南宫县学记》并书丹。他着重申论“明朝制艺科举取士积弊,及清代益以经艺策问之法,虽稍趋实践,亦莫能振拔于其间。”所以他指出:“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重修南宫县学记》)他通过对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考察,认为科举考试不但难以选拔真才,更难以选拔国家有用之才。因此,他对能否选拔“有用之才”,极其关切。他说:“夫穹天下古今,尊主被民,披患折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送张振轩宫保还粤东治所序》)“得人为金汤,失人成沸糜。”他还希望读书人率先垂范,以自己淡泊名利、心忧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匡扶社会风气,“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转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悯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重修南宫县学记》)希望通过有才之士来影响一邑乃至天下,其目的非常明显。他同时企盼朝廷广开言路,遍纳群贤,“当年庆历开皇极,特诏天章纳众贤,”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他对人才的期盼之情。因此,他辞官后,仍然不忘世事,“裕钊废于时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赠吴清卿庶常序》)吴汝纶极力倡导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自从任知州开始就潜心教育事业,其目的就是想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他明确指出:“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与萧敬甫》),“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答方伦叔》)培养人才重要,使用人才更重要。吴汝纶要求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妥善安排,对学有所成的学生,要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等空衔可以鼓励,”(《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这也就是说对人才的使用,必须做到人尽其才,用之有道。在张、吴二人的积极努力下,其时一大批有识之士脱颖而出,如张謇、范当世、阎鹤泉、贺松坡、姚永朴等,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在社会上均产生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张裕钊在莲池书院,视事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并兼“学古堂”主讲,门生约三四千人,地接畿辅,为当时最负声誉之学府。吴汝纶在深州时,“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清代七百名人传》)官移冀州后,仍锐意兴学。他在深、冀二州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清史稿?吴汝纶传》)任莲池书院山长时,他首创东、西两学堂,聘英国、日本教师授课,引导学生学习欧美、日本等国的科学知识,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可用之才。
第三,放眼世界,极力倡导“西学”
张、吴两人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虽退伏草野,游走乡间,授徒讲学,仍心系国运。“惟闻国进一贤,则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则忧形于色。”(《答张季直》)张裕钊认为中国要发展,必须向世界学习,破除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落后观念。他认为“泰西人故擅巧思”,数十年之间,“镌凿幽渺,智力锋起角出,日新无穷。”(《送黎纯斋使英吉利序》)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他对当世学士大夫拘守旧故,固步自封,非常痛恨。他说:“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犹尚鄙夷诋斥,羞称其事,以谓守正不挠。”(《同上》)他在《送吴筱轩军门序》中,批评朝野上下的虚妄做法,“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为虚伪,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务兴,内自京师,外至沿海之地,纷纷藉藉,译语言文字,制火器,修轮舟,筑炮垒,历十有余年,糜帑金数千万,一旦有事,责其效,而茫如捕风。不实之痼,至于如此。”因此,他希望黎庶昌出使英国,“精求海国之要务,以筹备边事。”(《同上》)还提醒黎庶昌“觇国之道,柔远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设施。……使民不倦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莼斋之贤,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异时受任国家之重,而副海内之望也。”(《同上》)谆谆告语,情深意长,从中可见他以国事为重的赤诚之心。吴汝纶对倡导“西学”重要性的认识,相对张裕钊来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北洋水师建立时,就感到:“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答王西渠孝廉》)甲午战争失败,他更加坚信“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与康乐》)在世变益亟,环海强国竞富盛新术,吾徒窳守旧俗,不足与相抗衡的情况下,吴汝纶向世人疾呼:“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与方伦叔》)“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答贺松坡》)“窃谓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与李赞臣》)“国无西学,不足自立”,(《研经会招待席上答辞》)“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与萧敬甫》)西学既然如此重要,怎样去学习它呢?一是“欲通西人门径,非得西士教习”,(《与山西胡中丞》)“不能请西人,若日本人,则尚可来就”,(《与方伦叔》)否则就难以造就出真才。二是创办学堂,要以讲习西学为主,因为“人无兼材,中、西势难并进。”(《与徐寿平》)三是出国留学或考察。他说:“吾国后生,不出洋则学西文甚难”,(《与方伦叔》)“欲开倡西学,必应遍采欧美善法,择其宜于中国者仿行之”。(《与曾履初兄弟》)他强调出国学习十分重要,“百闻不如一见,得贤智之士来考览,胜阅报纸、译书者百倍”。(《与张尚书》)四是明确学习重点。他指出:“今方开倡西学,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答贺松坡》)“西学重专门,而以算学为首务,他学必以算学为从入之阶,明算而后格致诸学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国语言文字,则学算亦本务矣”。(《同上》)同时还强调在学堂中要尽量增加西学课程和内容,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桐城吴先生日记》)只有掌握并会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实现他们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张、吴二人极力倡导“西学”的思想,给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现,并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顺应并推动了历史潮流前进的步伐。张裕钊、吴汝纶教育思想是我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中闪光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提出废科举、育人才、倡西学等真知灼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今天我们来探讨张、吴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国情、国势的认识,进一步把握张、吴两人教育思想脉络,阐明他们的进步性,而且有助于全面认识张、吴的历史贡献和作用以及他们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的巨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清代七百名人传》 [Z].北京:中国书店,1984
〔2〕《清史稿》 [Z].北京:中华书局
〔3〕吴汝纶《吴汝纶尺牍》 [Z].安徽:黄山书社,1990
〔4〕张裕钊《濂亭文集》 [C].浙江:光绪8年刻本
〔5〕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 [C].民国刻本
〔6〕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 [C].民国刻本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Z].湖南:岳麓书社,1987
〔8〕杨怀志 江小角《桐城派名家评传》 [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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