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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几位桐城派作家参与纂修的《清史稿》

时间:2010-02-06 09:49来源:《桐城派研究》第五期 点击:
《清史稿》是过去我国史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史稿。它开始纂修于民国三年,完成于民国十六年,完成时间之短,却是以前所未有的。至于参与纂修《清史稿》的诸人,几乎全是清室的旧臣。如馆长汉军旗人赵尔巽,乃翰林出身,曾官东三省总督。一度兼代馆长的总纂柯

  《清史稿》是过去我国史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史稿。它开始纂修于民国三年,完成于民国十六年,完成时间之短,却是以前所未有的。至于参与纂修《清史稿》的诸人,几乎全是清室的旧臣。如馆长汉军旗人赵尔巽,乃翰林出身,曾官东三省总督。一度兼代馆长的总纂柯绍?,据柳贻征作《柯绍?传》,此人虽山东胶州人,却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女婿,也是翰林出身,曾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名列总纂第一名的王树楠,翰林出身,官至新疆布政司,未出仕前,曾受冀州知州吴汝纶的指点与教诲,将自幼学写的六朝骈丽文,改为古文,也就是改用先秦两汉以来文言写的散体文,事见尚秉和作《新城王公墓志铭》。此外,任总纂的还有吴汝纶的高足弟子桐城马其昶,此人虽不过是生员出身,却名在天下,章太炎评为:“吴汝纶以下有马其昶,文能尽俗。”其次任纂修的还有举人出身的桐城姚永朴。任协修的还有举人第一名的桐城姚永概。此二人都曾在吴汝纶门下受业。以上所说在清史馆任职的五人,都是该馆的主力。至于曾是进士第二名俗称榜眼的俞陛云(俞平伯之父),以及翰林出身,曾任四川提学使的桐城方履中,却在清史馆屈居协修。足见当时在清史馆任职的诸人,不象亡国前那样看重功名,而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并且参与修清史的诸人,当时都已达高龄,在军阀混战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以十三年之功,完成了篇幅一倍于《明史》的巨著,其殚思极虑也可以想见。
  纂修《清史稿》的诸人中,所以有几位桐城派,并且属于桐城派的柯绍?还在其中负主要责任,此事看来决非偶然。因为属于桐城派的古体散文,尚雅洁,重实效,言简而意赅。而属于四、六句的骈文,讲对仗、重藻饰,好用典故,其中就难免有些不必要的浮词与难懂的典故,此种文字用于应酬文字如寿序、祭文与墓志铭尚可,用于治史,则不免耗费篇幅而言不及义,远不如桐城派所提倡的古体散文之实事求是与平易近人,能以最少的篇幅,表达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且寓褒贬于一字之中,如古人所说的微言大义。并且桐城派晚清诸家都不免受曾国藩影响,讲究经世致用之学,这就非讲浮华的魏晋文词所能尽意。如吴汝纶为严复的《天演论》作序,柯绍?为《清史镐》撰《天文志》,姚永朴为《清史稿》撰《食货志》,都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因此,桐城派诸人成为清史馆的首选,也就成为当时众望之所归。若拿它与旷日持久的《明史稿》相比较,明史馆开馆于顺治二年,康熙四年重开,十八年又开,中间时断时续直至雍正元年完成了三百零十卷,前后历时达七十年。雍正二年,钦命重修《明史》,以大学士张廷玉董其事,至乾隆四年告成,历时亦十五年。其所以如此,都由于严于忌讳而特别审慎之故。《清史稿》在经费奇绌,待遇甚微的情况下,以十三年之功完成一倍于《明史》的篇幅,遂成为后来治通史与断代史的历史学家们的主要依据。如邓之诚的《中国二千年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若无《清史稿》作参考,则成书便不能如此之速,内容也不能如此之全。
  顾名思义,《清史稿》自云“并非视为成书”,其中就不免有一些违背史书体例的错误。一是为死于民国后的旧人立传,其卒年不用民国纪年。二是还用已逊位的溥仪加给一些旧臣的谥号。如死于民国六年的前清湖北布政司梁鼎芬,说“丁已”年卒,谥“文忠”。死于民国九年的前清两广总督周馥,说他光绪三十三年予告归,越十四年卒,谥“文忠”,就是不提“民国”,没有象《明史》那样,将死于明亡以后的遗臣用清朝的年号。如《明史》写明遗臣史可法死于顺治二年,张肯堂死于顺治九年,曾樱死于顺治六年。《清史稿》所以有此常识性的错误,也决非偶然,其原因都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头领,无论皖系、直系或奉系都属于清室的旧臣,在感情上与清史馆诸人有共通之处,以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之前,《清史稿》便匆匆出笼了。虽然清史馆长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也说,此书“并未视为成书,而有待于绳愆纠缪。”但对广大读者来说,仍属于有意的掩饰。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以后携书逃往东北的“办理史稿校刻事宜”的金梁所出的《清史稿》关外本,还将关内本并未立传,却于复辟时任伪职而死于民国十二年的张勋立传,并谥为“忠武”。甚至还把复辟后任伪职的康有为也塞进“关外本”中。此事正如周恩来总理1961年6月,在招待爱新觉罗家族成员会上所说:“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据溥杰自传)这就是本着“断代为史”的历史惯例而说的。准此,凡死于宣统三年溥仪逊位后的清室旧臣,他们发生在民国以后的事,就应该记在民国的账上,更不能给这些旧臣们加上已逊位的傅仪所“赐”的谥号。而参与纂修关内本的几位桐城派也难免有此错误。如分写文苑传的马其昶,为死于民国十三年的林纾写传,不以民国纪年,而曰“甲子秋”卒,正是援其他死于民国后的清室旧人之例。这不能不使《清史稿》的众多读者们难以接受。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桐城派们这一感情用事,而一概抹煞其治史的功绩。譬如一度在溥仪逊位后在“南书房行走”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溥仪被逐出故宫移居天津后,于民国十六年在北京沉湖自杀时,遗折中竟称这一天为“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由此足见当时旧文人之不愿称民国,都不免有些感情用事,然而,对他们保存与整理史料之功,却仍应予以肯定。也正因为如此,柯绍?至今仍被认为治史有功,而名列《辞海?历史分册》,马其昶的文章仍被文学界视为桐城派晚期作家,如《辞海?文学分册》所云。至于他们因感情用事而作出有悖于历史惯例的一些作法,后来者却也不难纠正。如萧一山氏的《清代通史》中,便附列了一些死于民国后的前清名人的小传,如林纾、刘师培、康有为、严复等,但却用民国纪年。这也许正是《清史稿》一书所以遭到物议的最大缘故。然而,对当今的广大读者来说,我们也只能录其功而略其过,正如我们至今对于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仍表示承认一样。

(责任编辑: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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