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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时间:2010-02-06 09:41来源:《桐城派研究》第五期 点击:
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

  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二岁时,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为学使高素侯所器重,招入使院。因乡试不售,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 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当时诚亲王主其事。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其后在三礼馆修书。年七十五乞归养,谢绝宾客,杜门著书。年八十二,卒于上元里第。
方氏在京孜孜著作,有些编著与当时全国学子息息相关:雍正十一年,先生奉果亲王指令,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设学校的泛称)诸生,其后这部文选,又于乾隆初年,诏颁全国各学官。乾隆元年夏,命先生选明清诸大家四书制艺数百篇,颁布全国,以为举业准的。先生在京为官数十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教育和著作之上。其著名弟子有叶酉、张莘农、雷?、沈彤、王又朴、沈廷芳、官献瑶、王兆符、程 等。刘大?与先生虽无师承之谊,但也是先生服膺弟子。
  刘大櫆,幼从父兄读书,后受教于吴直。康熙五十七 年左右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他对教学饶有兴趣,他在《授徒诗》中曾说:“授徒一室内,少长各有仪……欣欣日相对,足以忘朝饥。”
  先生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二十七岁返枞阳,在家课其弟侄。二十九岁,赴京拜会方苞,方氏称为国士,“令其拜于门。”留居北京,在城北授徒。三十一岁,馆于工部侍郎吴士玉之家,长达十年之久。三十三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三十九岁再应试被黜,此后不复应试,整装南归。四十岁返京应试鸿博失利,留京数年,于四十四岁返里,闭门僻处,设帐课徒。两年后,赴其兄刘大宾山西徐沟县之任所,并一度在百泉书院担任主讲。五十岁时,方苞荐先生入江苏学幕校试阅文。五十八岁又入湖北学幕,六十三岁入浙江学幕。其间两次赴京应试,均无功而返。
  先生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其间,安徽巡抚檄令先生兼领安庆书院。七十一岁辞去黟县教谕,应聘至歙县,主讲于问政书院。七十五岁,离歙回桐,仍在家乡讲学,直至八十三岁寿终。受教于先生门下著名弟子有姚鼐、王灼、程晋芳、方国、方绩、钱鲁斯、金榜、吴定、吴绍泽等。以后其徒钱鲁斯、王灼转授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于是桐城派另一分支“阳湖派”孕育而成。先生一生仕途蹇滞,但教书育人,弘扬桐城派宗旨功不可没。
  姚鼐,弱冠即中江南乡试,其后多次会试失利,授徒以敷家用。三十三岁时赴京应试,得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先后授礼部主事,山东、湖南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再迁刑部郎中,后荐入《四库》馆为纂修官。终因与总纂纪昀等见解不合,于四十四岁乞养而归。两年后,两淮盐运使聘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又两年,其夫人张氏殁于书院,遂扶柩回桐。未及两载,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长达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先生年五十八,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同年秋返桐。两年后复赴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直至古稀之年。嘉庆六年,先生七十一岁,改主敬敷书院。嘉庆十年,先生年七十五,又主钟山书院。嘉庆二十年,先生八十有五,卒于钟山书院。
姚先生踏入官场,刚满十年,便激流勇退,投身教育,弟子遍布苏皖二省,其中佼佼者为管同、梅曾亮、刘开、方东树、姚莹、陈用光、姚椿、毛岳生、鲍桂星、吴德旋等。
方东树,年二十二,入县学,补弟子生员,后补增广生。乡试十次不售,遂摒弃科举入仕之念。年二十七,授经于江右新城陈家。年三十,应姚鼐之约,赴江宁钟山书院课其长孙,其间亦辗转于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先生年四十八,应邀入两广总督阮元幕,后助修《广东通志》。事竣,执教于廉州海门书院,主政韶州韶阳书院,旋复入阮元之幕。先生年五十五,离粤返皖,入邓廷桢幕,后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年六十二,应约赴江苏武进县姚莹之任所,为其曾祖姚范编校《援鹑堂笔记》。年六十六,应约赴粤入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幕,其间撰成诗论《昭昧詹言》。年六十九,返桐授徒课孙。咸丰元年(1851),先生年八十,应弟子唐治之请,出任祁门东山书院山长。同年五月卒于书院。先生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其著名弟子有戴存庄、方宗诚、苏?元、陈澹然、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 、刘宅俊、郑福照等。
管同,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十六,赴河南商丘,授经于通判陈氏家中。年二十八,应姚鼐先生之荐,赴宝山县令田仲衡之任所,课其子弟。年二十九,赴山东,入孙星衍之幕。嘉庆十五年回江宁。道光五年(1825),先生年四十六,乡试中举。次年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课其子。又六年,随邓子入京,途中卒于宿迁,年仅五十二岁。
梅曾亮,江苏上元人,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十四中举,年三十六中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先生年四十八,授户部郎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六十三,去官还乡。咸丰初年,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咸丰六年,先生年七十,避乱卒于清江。梅氏虽执教时间不长,其在京为官时,士人慕其文名而皈依门下者比比皆是。其著名者有朱琦、龙启瑞、吴嘉宾、陈溥、陈学受、彭昱尧、郭嵩焘、汤彝珍、邓显鹤、秦澹如、张端甫、舒寿、欧阳勋、孙鼎臣、鲁一同、张穆、张志沂、金坤、孙衣言、邵懿辰等。其时,曾国藩亦受先生影响而仰慕桐城派。他曾说: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又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鼐)先生启之。”梅先生学生遍布广西、江西、湖南、江苏、浙江、山西等省。
戴钧衡,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举。他的一生致力于整理桐城前贤诗文,创办桐乡书院。他与邑人苏?元重订《望溪文集》,与友人文汉光编辑《古桐乡诗选》,又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遗篇,编成《潜虚先生文集》。
道光二十年(1840),先生与同里文汉光、程恩绶等社会名流,在桐城县治东三十里孔城镇创建桐乡书院。推廪生十多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兴建校舍五幢,购置田亩十数处,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课,先生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书院教学得人,管理有方,成绩卓著。桐舒枞三地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当时户部尚书罗?衍曾为书院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先生办学业绩。此书院因基础稳固,一直办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学堂成立,才告废止。
方宗诚,年二十四,授经于友人方召卿之家。年四十一入山东布政使吴竹如之幕,讲授经学,并主讲于商河书院。后因曾国藩之荐,任枣强县令。方氏治理枣强十年,设乡塾,创建敬义书院,一时枣强文风昌盛。秩满还乡,年七十一寿终。
张裕钊,湖北武昌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二十九,中恩科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师事曾国藩,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张氏为人淡于仕进,历主江宁、湖北、直隶 、陕西各地书院。成就后学甚众,最著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孙葆田、张謇等。先生终生教育,享年七十有三。
吴汝纶,同治四年(1865),举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才,留置幕府,后又入李鸿章幕。同治十年(1871),出任直隶省深州知州,同治十二年(1873),因父丧丁忧还乡。光绪五年(1879)服除,署天津府知府。光绪六年卸任,次年补冀州知州。先生治理深州时,以教育为先,没收深州为豪民侵夺之学田地1400余亩,划归书院。聚集一州三县高才生亲自教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后来补任冀州,仍锐意兴学,在其努力下,“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先生在十年宦海中,目睹清廷昏庸,吏治腐败,外强虎视,国家处于积贫积弱之地步。他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可以“救其弊”。于是想弃政从教。恰逢此时,莲池书院山长张裕钊辞冀返鄂,先生经李鸿章首肯,即“称疾乞休”,赴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
先生主政莲池书院十多年,校誉日隆,四方学子纷至沓来,连日本学子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人“亦踔海来请业”。他在完善传统课程教学外,还开办了东西两学堂,以传授外文及科学知识。
他的东文学堂教学对象以皖人为主。他在《与方伦叔书》中说:“前日又函李傅相(李鸿章),请将保定淮军公所岁?金生息余款中,岁提400金,开一东文学堂,专教皖人在北者子弟(后来东文学堂章程议定生源“皖人以廿名为限,外省以十名为限”。)傅相欣然乐从,已函约敝门徒曰中岛裁之者,请其来为教习。”后来他这位日本高徒果然不辱使命,教学成绩出人意料。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在《与刘?云书》中说:“中岛教肄东文,苦心孤诣,实向来所未见。本拟学生六阅月可以译书,今三阅月,而诸生能译东文者已十余人。”
他的西文学堂也办得初有起色。他在《与方伦叔书》中说:“此间劝诱诸生出城,从英国人名‘贝格耨’者讲习英文,共得十七人,小儿与焉。此十七人者,月各出二金为束?。贝君与仆相好,情愿代教,且不问束?有无。每日以点钟教授,而诸生归后,仍在书院大楼聚而同习,以两时为限,今已月余。”这东西两学堂办得很成功,他十分高兴。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两学堂,并不多费,颇以此自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先生年六十一,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聘先生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先生固辞不得,于是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于次年率团赴日本考察新学制。对日本各种类型学校,房舍构建,课程设置,实验实习等,均详加考察,巨细无遗。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辞日回国,偕日人教师早川东明,取道马关,经沪抵安庆,筹建桐城学堂。举凡经费筹措,招生事宜,课程设置及建校选址,均亲自过问,一切就绪之后,腊月底回里,春节后殁于家中。
先生除身体力行致力于办学和教学以外,还千方百计地维护教育方面利益。光绪二十五年1899),先生故乡枞阳白鹤峰书院有一处田产在玉版洲,有一无赖奸民妄称此田是其祖业,控诉至藩署,经吴先生与南乡绅耆力争,方未得逞。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庆府工房有位张姓的人,建议从此洲的入息内,提拨二百千为省城外救生局之用。先生听信后,于同年四月即驰函与皖省署友人陈友斋说:“府尊欲于此洲入息内,提拨二百千为省城外救生局之用,此则万难从命。”此函发出后,皖抚尚未干预,安庆府工房张姓的人,又使出新招,寻来一人,妄称是桐城诸生李世鸾,虚报书院收入,因此安庆府决定提取玉版洲租息拨入救生局。吴先生再次致函陈云斋,力辩其诈。但陈氏人微言轻,难以扭转乾坤。后来又写信给两江督署友人朱仲武,请代为斡旋。朱氏也未办成。于是先生在致方伦叔函中大抒感慨:“洲案之不得直,固由敝乡诸君才力薄弱,亦缘强有力者,豫为宣传谣言,倒乱是非,执以为是。曹子建所谓苍蝇变白黑者,此辈是也。”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冀州知府借口加强边防,准备提取书院经费,绅士无力抗拒,向先生求援。先生先后驰函冀州绅耆、冀洲双牧、李相鸿章,据理力争,冀州牧理屈辞穷,被迫收回成命。他在《答双牧书》中说:“前得书院诸绅复书,知书院款目,已遵台?议结,至以为慰。”
吴先生之所以弃官从教,并非他当州官已完全陷于困境,而是看到任凭列强肆意宰割的大清王朝, 已病入膏肓,只有改革教育才能救中国。他所要办的教育,并不是墨守陈规,专读五经四书的旧教育,因为他明察世界大势,深知“半部《论语》治天下”,已经是陈年往事。所以他要考察日本教育,改革学制,举办东西学堂以引进科技,这就是当时洋务派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他创办教育,投身教育,维护教育是有其爱国情怀和远大目标的。在桐城派从事教育的人士中,他是最值得称颂的人。其著名弟子有贺涛、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中岛裁之、野口多内。通州范当世同时师事张裕钊与先生。
林纾,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三十中举。光绪二十二年与友人创办苍霞精舍于闽县,三年后,至杭州,任东城讲舍讲习。又二年,赴京任北京五城学堂国文总教习,兼金台书院讲习。宣统二年(1910),受大学文科聘,并兼北京闽学堂、高等实习学堂教习。旋受北京大学堂聘,入主文科。1915年,改任正志学堂教习。1917年,创文学讲习会于北京。1923年任励志书院讲习,同年又任北京红学大学讲习。次年病殁,以讲学、著书、译书终其一生。
马其昶,补诸生后,屡应乡试不第,曾捐资助河工,奏奖中书科中书。1895年,授经于安庆,1897年,主讲庐江潜川书院,1902年,授经合肥李仲仙家。1904年,任桐城县公立中学堂总理八年,秉承学校创始人吴汝纶先生办学宗旨,以“养成济世人材”为己任。1908年,任安徽学部主事,辛亥革命辞职归里。民国初元,曾主安庆高等学堂。越三年,赴北京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并备员参政院。袁世凯复辟帝制,先生辞归。袁政权败,先生复入京,成《清史?儒林?文苑》若干卷。民国十五年(1926)病痹还桐城,1930年底逝世。
姚永朴,年十六,补学官弟子,年十九,乡试落第。年二十一,授经于湖口,年二十六,执教于 天津,年三十二,执教于旅顺。年三十四,在顺天乡试中举,其后会试屡不售,遂殚心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客游广东信宜县,受聘为起凤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聘为山东高等学堂教习,后皖省高等学堂监督教聘为伦理教习。宣统元年(1909),清学部大臣荐先生为学部咨议官;京师法政学堂监督聘先生为国文教习。1914年,先生应北京大学聘,任文科教授。清史馆长赵尔巽复聘先生充清史馆纂修,成清史四十余卷。会胡适自美国归,倡文学革命之论,抨斥林纾,力排桐城派古文。其时,萧县徐树铮创正志学堂,延姚永概为教务长,于是先生及林纾离开北大,入此校讲学。1921年,先生南归,旋职掌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教务三年。1926年秋,赴南京教授东南大学。1928年初,皖省筹建安徽大学,同年秋,聘先生为教授。1936年,谢病归里。次年,日寇侵掠皖地,先生挈家避乱,1939年卒于桂林。时年七十有九。先生执教大学时,危坐诵说,光采照人。诸生受其讲授,课业无不豁然贯通,造就成才者不可胜数。先生一生孜孜教学,著作也极丰富。死时,其友人吴敏卿挽词云:“公是文苑传中人,学于古又入于今,马帐春风天下满;我亦华堂座上客,从其游遽哭其死,龙眠旧雨眼前稀。”
姚永概,年十八成诸生,二十三应光绪戊子科乡试,名居榜首,称解元。后赴京会试屡不第,于是先后入江阴王先谦及扬州江人镜两淮盐运使之幕。1903年,安徽高等学堂创立,延叔节充教务长,兼任桐城中学堂监督。1906年,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次年赴日本考察学制。1912年。(民国元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聘叔节为文科学长。当时章太炎提倡魏晋文章,在京大学响应,叔节与二兄永朴及闽县林纾同时离开北大。1914年,清史馆成立,馆长赵尔巽聘先生为协修,撰诸名臣传,每次脱稿,同馆叹服。1918年,萧县徐树铮创立正志学堂,延叔节为教务长。1922年,先生因病南归,次年病卒。先生在正志学校为学生编辑了不少读本,如《孟子讲义》、《左传选读》、《历朝经世文钞》、《初学古文读本》。先生诗文俱佳,宣统间,嘉兴沈乙庵官于安徽,曾取叔节诗与马通伯文并印之,称为“皖之二妙”。
纵观桐城派诸贤的教育足迹,遍历晋、冀、鲁、豫、 苏、皖、湘、鄂、浙、闽、赣、粤、桂十三个省,他们的弟子,北至燕蓟,南抵海滨、东至扶桑,西临巴蜀。为中华民族哺育了功臣、学士、诗人、硕儒,以及大批的经世致用之材,同时也极大地弘扬了桐城派的文学宗旨,使“义法”论广达于名都大邑,陬里穷乡。虽经新文化运动诸先生芟夷斩伐,诋毁万端,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专家教授文人学士一次再一次地掀起了桐城派学术研究热潮。这可以说是桐城派先贤们从事教育的丰厚回报。
还有两点,更是桐城派实施教育的卓异之处。
其一,桐城派实施的教育,不专注于应试教育。清王朝是以科举取士,应试时文(八股文)是士子走向官场的敲门砖。可是桐城派的前贤们并不热衷于时文,甚至厌恶时文,连八股文高手戴名世先生也对八股文深恶痛绝。他说:“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他认为科举是使士人堕向利禄深渊,而不能自拔。他说:“科举之贵天下久矣,天下之士莫不艳羡而奔走之,中于膏肓,入于肺腑。”他认为专攻时文不但不能成为真才实学,而且容易丧失廉耻。他说:“士人以科举为富贵利达之途,以八股文为沽名钓禄之具,于是真才实学毁,廉洁之心灭。”可见桐城派大儒们,只专心研究经世致用的散文,对应试时文非常藐视。这也无怪乎,像刘大?、方东树、马通伯这样的旷世通儒,连个举人都考不上。当然这也与当时考场舞弊、考官才庸,贤愚莫辨,不无关系。桐城派先贤们实施教育不注重八股文,那么他们注重什么呢?户部尚书罗?衍在《桐乡书院记》中作了很确切的回答:“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见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之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学者,与世俗异也。”罗氏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桐城派教学是以经世致用的经史散文为本,既教书又育人。他认为实施这样有益于世的教学内容,在全国来说,百中之二三,像这样注重培育经世致用的人材,则是千中之二三。
其二,桐城的教育宗旨并非执古不变,而能顺应时代发展。当欧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科技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对中国造成极大威胁时,吴汝纶先生率先提出改革学制,开办外文学堂,引进外国科技,以增强国力,救亡图存。他创办桐城中学堂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课程的。其后桐城中学堂总理马其昶、监督姚永概等能继承其遗志,1902年开国文、日文、法制、数学四科;1904年增设伦理、物理、化学、博物、英语共九门课程。该学堂中,学子佼佼者由校方资助直接输送日本深造。如孙闻园被 选赴日本弘文学院博物科,施普被选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理科。后来孙施二公回桐后先后接替桐城中学校长,继续弘扬吴先生遗训。
以上两点足以说明桐城派实施的教育,有利于培养于国有用的人材,有利于国家发展,这也是桐城派整体形象的光彩亮点。


 

(责任编辑: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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