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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3-03-14 09:03来源:未知 点击:
  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0月30至31日在安徽桐城召开,与会专家就桐城派学术哲学思想特征、桐城派形成及发展、桐城派与清代社会的关系、桐城派文论与文学艺术、桐城派文献佚辑点校、桐城派研究在新时代的价值选择,以及桐城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讨

  第五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0月30日至31日在安徽桐城召开,本次会议由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承办,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协办。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王强致辞,安徽省人大副主任、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会长胡连松作主题讲话。会议共收到论文38篇,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就桐城派学术哲学思想特征、桐城派形成及发展、桐城派与清代社会的关系、桐城派文论与文学艺术、桐城派文献佚辑点校、桐城派研究在新时代的价值选择,以及桐城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桐城派研究资深专家吴怀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达敏,《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编审石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中明,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光光,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成志等专家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32位作者在分组会议上作论文交流,吴怀祺、王达敏、曾光光等分别进行点评。本次会议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但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现综述如下:
  一、桐城派学术思想的“经世”和“通变”特征
  作为有清一代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赫、绵延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桐城派思想体系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构建而成,其文化观在与时俱进中一脉相承。
  吴怀祺《桐城学术与时代》一文,从姚莹学术文化世界史眼光、方以智易学思维的近代意识等角度,充分认证了桐城学术的“经世”特征。作者认为,姚莹的边疆史地学专著《康輶纪行》第十六卷的图说反映了姚莹治边疆史地的世界史眼光,。从世界“万国”看中国,表达了反对资本主义侵略、了解并认识世界、引发政治革新的强烈愿望。姚莹的世界史眼光,还表现在他对“夷夏”观念的认识。一方面,他根据程朱理学中的“理气说”解释古代夷夏差别,这就是:“地气清淑,产生圣人,而地气又在运转,夷狄无圣人,未必以后也没有圣人。由于地气运转的大圆转动,有一个时间过程,华夷有差别,也只是‘先后迟速不同’”。正是这种辩证唯物的发展眼光,让姚莹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强烈反映出他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要求。”要制夷就要了解夷情,他倡导学者要读“域外书”,要学习天文算数一类的自然科学,主张学习西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作者还从方以智提出的“质测”与“通幾”兼重的方法论原则,论证了桐城学术的“通变”性,正是因为桐城学术打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阻隔,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开拓了全新的局面。
  关于桐城派的历史文化观,有4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合肥学院中文系查金萍副教授从接受史论的角度论述了“桐城三祖”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她认为,虽然三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经历与个性的差异,对程朱理学的接受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三人的接受存在诸多共同点,这为桐城派“地位的确立、文章的得失以及对后代的思想影响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大学文学院田丰博士以方东树为例,论述了清代中晚期桐城派学术思想,与“汉宋兼容”潮流相适应,“在固守宋学本位的同时,与汉学领域也有着较为密切的互动。”最终形成“以程朱理学为孔孟之正传,以汉学作为宋学的辅弼,以陆王心学作为程朱理学仆从的学术观。”安徽大学历史系郭艳飞、雍正二位硕士的论文,均从近代桐城派文化史观来分析,认为“桐城派虽然以宣扬程朱理学为己任,但在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中,他们却与时代潮流相通,积极倡导并实践着应变、求新的精神,成为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推动者。”特别是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最终从实践上推动传统学术向现代化的转型。
  二、桐城派立派、中兴和衰落的社会政治因素
  关于桐城派的开宗立派,历来认为,由于钱澄之、方以智等人的开拓,上继归有光及唐宋八家之文,在接受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清初由戴名世、方苞开创,经刘大櫆阐发,至姚鼐集大成派。本次论文中,安徽大学中文系张器友教授在《桐城派的开宗》一文中认为:经过时代、传统以及地缘因素的化育,以“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原则和路径,经过戴、方、刘、姚几代人的奠基,尤其是姚鼐的整合和拓充,桐城派在清代前期的文坛得以创立。故宫博物院孙悦、张介鸣认为方苞、姚鼐、曾国藩等桐城诸子的政治地位,“是促成创自康熙,盛于乾隆,中兴道咸的桐城派始终相延不绝的重要因素”。 相比较前论,张器友和孙悦、张介鸣的论文,将桐城派的立派和中兴与政治关系,作了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阐述。
  暨南大学历史系曾光光副教授则论述了传统书院与桐城派传承与发展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桐城派在清代是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学术派别,桐城派弘扬“义理”和自成体系的学术主张“、与清代书院的官办色彩相协调,书院成为适宜于桐城派讲学传道、传承学术的场所。桐城派的影响扩大、桐城派的立派和学术师承都在书院讲学中实现,而随着科举废除和书院终结,桐城派走到了终点。对于桐城派走向消亡的原因,安徽大学历史系陈辉博士认为,晚期桐城派认知上的混乱、队伍上的分化造成了文论构建的上的困惑,而前期桐城派古文优柔平和的缺点并没有在这个时期得到根本扭转,曾国藩的中兴之路终被放弃,包括吴汝纶在内,坚定维护桐城派地位,主张回归方姚时期的雅洁风格,致使桐城散文没有因时而变,走向没落。安徽师范大学汪健萍、崔立中教授的论文《桐城派应对文化冲突的文化心理》,从心理学角度纵向梳理了桐城派对时势的应变。他们认为,桐城派应对满汉文化冲突,赢得形成和发展;应对中西文化冲突,赢得中兴;而在应对新旧文化冲突中,在民主、科学、反对帝国主义与坚持封建道统、文统、治统之间摇摆、徘徊,表现出围绕着“法”与“变”、“道”与“艺”、“天”与“人”等观念间的一系列矛盾心理,未能及时转型,终于被新文化运动大潮所吞没。上述论文从社会学角度解读了桐城派中兴和衰亡的原因,特别是曾光光、崔立中二人的论文,各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桐城派中兴和衰落的路径,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阐明了传统认识的科学性。
  三、桐城派文论中“义理”、“神气”说的阐释
  关于桐城派散文理论,历来认为,“催生者”戴名世提出“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创始者”方苞提出“义法”说,“拓大者”刘大櫆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集大成者”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长相济说。本次论文对桐城派文论的论述集中在“三祖”上。桐城师专高级讲师程根荣的论文《义法理论范畴》认为,方苞义法理论范畴反映了古文的本质特征、外延与内涵,为古文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还揭示了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桐城师专张迪平认为刘大櫆“神气”说传承了中国古典文论“文气”、“神韵”说之内质。“神气、字句、音节”的文本解读方式,寄寓了清晰的结构层次意识。他将刘大櫆的散文风格概括为:飘然之气,浩然之气,超然之气,逸然之气,愤然之气。这是刘大櫆以丰富多样的散文艺术风格为其理论作了明确的实证注解。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邓心强论述了刘大櫆散文雅洁之外另有一种凛然气势,这就是“雄直遒劲”,而这种风格为曾国藩后的桐城派作家所吸纳,成为桐城派后期散文的“名片”。安徽大学历史系汪锋华硕士对方苞所著《删定管子》在“辨伪”和“义理”方面的传世价值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方苞“删定”的是“辞气”,实际上做的是文献去伪存真的工作。而方苞的训诂内容以凸显《管子》义理为首要。这主要表现在依原作内容取舍而明义理,依原作语句的注释而说义理,引用前人的注解而显义理。可以说,对桐城派文论的研究已进入纵深的局部领域,有开拓意识,但举证还需要丰富典型,分析还应更缜密深刻。
  桐城派的作家创作忠实践行着自己构建的文学理论,本次研讨会也不乏对他们文学作品的分析品鉴之作。安徽大学周中明教授将姚鼐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和特色概括为:“寓丰富于简洁、寓深意于言外、寓工妙于自然、寓浓郁于平淡、寓神气于音节”等五个方面,并结合姚鼐散文作品进行了细致和周到的论证。周中明还深入分析了姚鼐散文之所以形成这些独特风格,首先是因为他具体朴素辩证法思想,其次是在深入观察细心体悟的基础上,从文体、语言艺术角度准确把握了散文作品的文学性艺术。南京财经大学中文系郭春萍副教授,以引发“南山集案”的方孝标《滇黔纪游》史实的追叙,从文章学和文学角度分析,将其定义为地理游记、人文游记和文学游记。她认为,方氏游记已经具有后来桐城派文章的风采。 虽然关于桐城派作家作品艺术分析的论文仅限于上述两篇,但周中明、郭春萍二位教授的文章,充分翔实地论证了桐城派作家对文学理论的有效实践,更结合他们所生活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个人生活经历等背景,来论述作品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
  四、桐城派支派莲池派的发展与转型
  清代桐城派作家因做官、入幕、讲学、交游而足迹遍及全国,师传、私淑而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圈子,后世称之为支派,阳湖派、候官派、湘乡派等已得到公认,这些支派的发端、形成、发展、流变的研究和支派作家研究均有很大进展。本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达敏研究员以曾国藩弟子吴汝纶、张裕钊为核心,以河北莲池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人才群体称之为“莲池派”。对“莲池派”人物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建树进行研究,以探寻桐城派在近代的转型和延续。北京师范大学许曾会博士的论文《桐城派之莲池俊秀——政学教三界的跨越》,对吴汝纶莲池书院执教十年培养的年轻俊秀,在晚清民国期间的学术、政治、教育等方面影响进行梳理,发现他们或入仕清朝官僚,辅佐新政;或留学游学日本,支持变革;或坚持学术研究,延传桐城文学;或投身教职,推行新式教育。桐城师专樊璠的论文《莲池书院创新改革的沿承——以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的构想为例》、陶家韵的论文《晚期桐城派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均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吴汝纶及其莲池俊秀,在全国各地近代教育的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研究晚期桐城派与近代(特别是五四前后)社会的关系,以及桐城派作家的现代转型开辟了新领域。
  五、桐城派的文献佚辑点校与图书馆学研究
  当前,更加深入地进行桐城派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文献资源不足。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桐城派文献的搜集整理、点校出版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本次研讨会上,来自图书馆界、教育界有关专家的论文,以不同个例对桐城派文献作佚著补辑或点校评议。安徽省图书馆张秀玉副研究馆员就方宗诚对曾国藩文集《求阙斋文钞》75篇散文的逐篇批点进行分类概述评论。作者认为,本书中所作的200余条8000余字的批点,是“方宗诚文论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桐城派后期文学理论的具体成就。”该文认为,方宗诚批点中,有关“峰峦”、“顿挫”、“呼应”、“详略”、“宾主”等文章结构诸论,“为理解桐城派诸说作了生动具体的图解例证”。然而,关于文章风格的批注,方宗诚主要运用了“痛快、慷慨激昂、警切动心、神韵、横肆、沉郁、悲壮”等,而未言及曾文最典型的“瑰玮飞腾”的特色,这与方宗诚本人悦纳辞采,更重教化的文论倾向是一致的,体现了他重质轻文的偏颇认识。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徐世中副教授的《张裕钊佚文掇拾》、桐城市天城中学高级教师汪茂荣的《〈桐城耆旧传〉“点注”辨正》等两篇文章,对桐城派古文拾遗补阙和点校补注,有利于桐城派文献完整准确的传承。
  桐城派研究已在哲学、历史社会学、文艺学、教育学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桐城派研究不应局限于上述领域,。程大立副研究馆员的《吴汝纶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和认识》一文,从图书馆学角度,对桐城派后期大师、近代教育家吴汝纶的教育实践和思想进行论述,是对桐城派研究新领域的探索。该文介绍了吴汝纶对日本图书馆办馆方式、资金来源、馆舍建设、馆藏资源、功能设置、管理方式等方面考察的成果,分析了吴汝纶正确认识日本图书馆现代性和进步性,坚定向西方学习,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的信念。同时,吴汝纶向国人介绍日本现代图书馆,也为晚清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六、桐城文化的理论建树与实践探索
  地域传统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地域人民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前几届论文,对于桐城文化、桐城派之与桐城文化的关系均有所论述。但作为文化学上的桐城文化,尚未形成思想支撑和理论信念。本次研讨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从文化学的理论和实践角度廓清了桐城文化研究的疑虑和困惑,为桐城文化的现代发展指明了方向。吴怀祺教授认为,南宋时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理学勃起对安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应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皖北、皖中、皖南三个文化地带已逐步行成。以桐城为中心,以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地域上包括舒城、庐江及怀宁一带,典型特征是兼容性和兼通性。吴教授还认为,桐城派并非只属于地理意义上的桐城,它是一个开拓的、包容的、传承的文化,它与皖北文化、皖南文化,甚至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都有着密切的交融。吴教授倡导成立桐城文化研究院和桐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让桐城文化在现代语境下,既有理论创新和发展,也能与当代社会密切结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关于桐城文化,还有多篇论文从不同侧面进行论述。桐城市政府办副编审方宁胜认为,明清时期桐城成功的科举教育,造就了以数量众多的进士群体为代表的大批人才,为桐城文化的兴起夯实了人才基础,也让标举“义法”、崇尚“雅洁”,又有助于科举考试的桐城古文,拥有了广大的读者,为桐城派的传承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桐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唐红炬从新近出土的碑刻文物《唐故舒州同安县令徐府君墓志并序》中,看到“儒学取士”在唐代已成为社会规范,儒家的“礼”已影响到人的从生到死的各个层面,成为集聚民力、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桐城市博物馆汪传荣、张梅生二位馆员分别从桐城派作家的人文精神、姚鼐写给邓石如的一副对联来分析桐城文化对桐城派作家人格修养的熏陶和影响。桐城师专汪青对方以智“逃禅”的研究,梳理了他从文化存身到“移民僧”的身份认同,探寻了方以智成为桐城学术领袖和文化大师的经历。安庆师范学院汪孔丰博士认为,元末明初,通过科举入仕,桐城移民由耕读之家成为著姓望族,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文献之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更为持久的力量。桐城师专开健副教授、陶运宗讲师二人的论文,分别从桐城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桐城文化品牌创新等角度来研讨桐城文化的普及传承和服务经济发展的策略。
  七、《桐城派大辞典》的宏伟缜密规划
  桐城派研究已随着时代进入了全面推进、深入开掘和服务社会的新阶段。随着研究的进展,将诞生更多的精品。近年来,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的组织下,在有关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引领下,《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等精品出版工程相继完成,为桐城派研究注入了新的资源。本次研讨会上,安徽大学教授、桐城派研究会副会长徐成志先生,把自己多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已列入桐城派研究会出版计划的《桐城派大辞典》的编撰设想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他认为,《桐城派大辞典》将是中国辞书史上第一部以专一文学流派为对象的“专派辞典”,桐城派也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拥有“专派辞典”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大辞典》“与其派之规模相称”,就必须准确全面地反映桐城派“队伍兵多将广,著述汗牛充栋,内涵广袤深邃,传延绵长广远,遗存丰瞻繁多”等特征。因此,《桐城派大辞典》拟从桐城派作家、桐城派著作、桐城派文论、桐城派研究评论、桐城派文化遗存五个方面入手,构建一部立体的桐城派文化宝库。徐成志教授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桐城派大辞典》框架设计的科学性、收词范围的全面性和释文要求的严密性。而打造这样一部高品位精品辞书,需要全国桐城派研究专家的通力合作,在广辑资料的基础上,求真求精,竭忠尽智,努力完成。
      本次研讨会,还就桐城派研究工作中省内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引领作用、地方高校桐城师专的传承普及作用、桐城市人民政府在文化研究与产业融合上的政策导向作用,以及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桥梁纽带作用达成共识。与会专家出席了第二届中国桐城文化节开幕式,观看了大型文艺演出,参观了文庙、六尺巷、文和园、孔城老街等文化景点,拜谒了戴名世墓。(桐城师范高专副教授 程大立)

(责任编辑:桐城派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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